如何看懂瓷器

要是你不懂瓷，还可以装懂：捧起瓷器，注意用双手，再小的东西也得用双手，翻过来，端详底足三十秒，然后小心放回原处。动作要柔缓，凝神静观，先是眉头轻皱，然后微微一笑，尽显大师风范。切记少说话，言多必失，若主人再三要你评论，无论如何，只能说两个字：挺好。

为什么看底足?因为这里有许多关键信息。底足多为瓷器的唯一露胎之处，可以辨别胎土;通过底足的旋切痕迹，可以判断工艺。最重要的一点，许多瓷器底部有其自述文件：款识。

公元251年，司马懿平定了王凌动乱，病重的孙权托后事给诸葛恪，袁宜做了件青瓷虎子，还在上面刻了一行字：“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这件青瓷虎子是现存最早的有款识的瓷器，袁宜也成为最早留名的瓷器工匠。虎子于1955年出土于南京，陈列在国家博物馆。我们常说的“国宝”只是民间说法，官方话语里叫“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其中有陶瓷32件，这件青瓷虎子居其一。

三国青瓷虎子 国家博物馆

虎子源于战国的青铜卧式壶，汉和三国时的瓷虎子造型简单，只是把提梁做成虎形。西晋后的虎子多用堆雕装饰，把壶口做成怒目张牙的虎头。虎子的用途，一说夜壶，可疑，谁会把要害伸进虎口呢?所以第二种说法可信些，虎子是古代提水器。

并非所有瓷器上的文字都是款识，比如唐宋瓷器上常写诗词，起装饰作用，属于纹饰的一种。瓷器款识是记事性质的文字，那件青瓷虎子上的“赤乌十四年”记载制作年代，属于陶瓷上出现最多的纪年款，“会稽上虞师袁宜作”是陶人款，记载工匠或者作坊身份。

陶人款在战国时的陶器上就出现了，那时的款识不刻在底足，多出现的器皿的肩腹部位。秦代的陶器上几乎都能看到陶人款，这可不是工匠希望留名后世，而是质量追溯机制的一部分。《吕氏春秋》说，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器物要作者签名，出事了便于追究。这时的陶人款往往还有官署名，比如“右司空婴”，“婴”是工匠名，“右司空”是管理他的官署，工匠出问题了，还会牵连到他的上级。著名的秦始皇兵马俑，也在隐蔽处刻划或戳印着工匠之名，“得”“疆”“系”等等，都是单字名，一共八十多人。

秦朝灭亡后，陶瓷上的款识减少了，只是偶尔出现，而且形态自由多变。一方面因为官方陶瓷不再奉行秦代的酷法严刑，另一方面因为民间窑口增多，相对自由的工匠不再理会“物勒工名”的规矩。再看袁宜的虎子，想必他当时对作品很满意，才踌躇满志地刻上自己的名字，这时他的内心应该充满了创作的愉悦，而不是前辈的战战兢兢。

唐宋时陶人款，简单的只署工匠姓氏或者作坊名，比如“张”“何家造”，还有作坊加器名的，比如“裴家花枕”“杜家花枕”。宋代磁州窑有一件白地黑花枕，上绘猛虎，枕上题“明道元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笔于沙阳”，枕底题“张家造”，很齐全的陶人款，写明了制作时间、工匠、画师和作坊的名字。德化窑的脂粉盒底常有“功夫”两字，比如“练八郎功夫”“颐草堂先生雕造功夫”，“功夫”在宋代大概有技艺之意。

故宫藏有一件唐代白瓷瓶，腹上刻 “丁道刚作瓶大好”七个大字，明显的自吹自擂。唐宋商品经济萌芽，民营窑口之间出现竞争的态势，许多作坊开始打起广告来。比如有两个长沙窑酒瓶，一个写“卞家小口天下有名”，另一个升级成“郑家小口天下第一”。虽然长沙窑没留下文献记载，我们从陶人款可以推断，唐时长沙地区至少有两家酒瓶企业，二者是冤家对头，竞争时不惜用“天下第一”这种违反广告法的词汇。

有一种私人订制瓷，是要捐献给寺庙道观的，其上的款识称为供养款。供养款是最长的款识，要写时间人物籍贯和施舍器名，还要写供养地，比如“佛前”“菩萨前”“关王老爷前”“土地神前”“三代宗亲前”，施舍的目的也要写上，古人的述求和今人差不多，多求阖家平安，财源广进等等。比如北京故宫有一个明代青花螭耳瓶，瓶腹以青花写有115字的供养款：“大明国直徽州府歙县滚绣乡孝行里潭滨礼堂大社居信士弟子黄舜耕室中孙氏前妻程氏朱氏男黄伯正媳妇吴氏女时娥时凤孙女福弟接弟昭弟喜奉御香案前香炉花瓶烛台壹副永远供奉早赐男子合家清吉人眷平安寿命延长万事如意福有攸归皇明天启元年孟秋月谷旦日”。

元朝蒙古和色目官员多不识字，签署公文时就胡乱画几笔，就像阿Q画圈一样。他们用的押印也多是图案，此风气又被汉人效仿，波及到了瓷器上。这种用图案代替文字款识叫花样款，或者花押款、花款、图案款。花样款主要用在景德镇民窑，康熙早期一度禁止在瓷器上写字，许多民窑便用花朵、白兔、八宝、博古一类的图案落款，作为自己的商标，是花样款的大发展时期。许多民窑的工匠不识字，又请不起写款师傅，就由利坯工在碗底横横竖竖画几笔，聊胜于无，也属于花样款，俗称“豆腐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