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瓷器-第3页

室名款，在瓷器上写主人的住所或书房名，最多是某某堂制，还有斋、轩、楼、馆等等。清末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里说，瓷款之堂名，斋名者，大抵有四类，一为帝王，一为亲贵，一为名士而达官者，一为雅匠良工也，也许可以概括成两大类，一是工匠款，二是私人定制款。比如珠山八友的刘玉岑，在瓷器上落款“饮冰斋制”，本书作者制瓷也忝称“有泉堂制”，这时室名款相当于工匠或作坊的商标。

室名款出现在明嘉靖，到清代发展成最纷繁芜杂的种类，耿宝昌先生统计过，仅康熙年间就有一百二十多种之多。有些款一目了然，比如“内膳房”“外膳房”“大茶房”，更多是无聊的理学色彩，比如“明远堂制”“浩然堂制”“澹宁斋制”，偶尔也有漂亮的，据说大学士明珠(纳兰性德之父)的私家瓷底款为“风流宰相家”。

瓷器还是奢侈品的时候，许多达官显贵热衷于定制私款瓷器，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民国。袁大总统用过“颐寿堂”和“乐古堂”，称帝后用 “居仁堂制”“洪宪年制”;徐世昌私款为“静远堂制”;曹锟私款很多，“延庆楼制”“退思堂制”“慎德堂制”“昭德堂制”“大德堂制”。

上古时的工匠就经常在器皿上写些吉利话，如汉代的陶罐上有“日出大万”。所谓“秦砖汉瓦”，陶瓦当是秦汉代艺术之典范，上面也有许多吉语，如“长乐未央”“飞鸿延年”等等。后来吉语也被写在瓷器上，一些发展成纹饰，例如有件晋代瓷壶上写着“元康出始宁，用此罍，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好话都说尽了。还有许多写在瓷器底足的吉语，虽没记述功能，也被视为款识，叫吉言赞颂款。有的吉言款只有一个字，比如“福”“禄”“寿”“喜”，又以四字居款多，比如“福禄寿喜”，还有吉言和纪年款混合的，如“万历年制德化长春”。有单纯的祝愿，比如“万福攸同”“天下太平”，还有自夸和祝愿结合的，如“富贵佳器”，用此佳器，即可富贵。

类似文字游戏的吉言款，比如借口款，源自汉代铜钱，在瓷器底足画一枚铜钱，左右写“矢”“佳”上下写“五”“止”，四字共用铜钱中心的“口”，组成“唯吾知足”。“清心也可以”最俏皮，在杯盖上写一圈，无论从哪个字开始读，都是一句通顺的话。

唐越窑“官”字款罐 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

定窑白釉“新官”款菱口盘 上海博物馆

瓷器上最早的官方款识出现在唐代越窑秘色瓷上，有“官”和“新官”两种。“官”指太官署，隶属于光禄寺。光禄寺是古代主管宫廷膳食的部门，相当于现在的厅局级单位，太官署负责操办宴会，正处级。太官署要摆酒席，肯定要餐具，于是发起了政府采购。从唐代到北宋，太官署先后从越窑、定窑、耀州窑、赤峰窑定制了大量瓷器，并在瓷器上刻了“官”或“新官”字押记。

从民间订制瓷器的政府部门还有许多，唐邢窑上出现过“翰林”款，是翰林院订制的;宋代曲阳窑有“尚食局”款，也属于光禄寺，与太官署平级，主管皇帝日常饮食;元代有“枢府”款，军队定制瓷;宋代磁州窑有“太平馆”“仁和馆”款，据查都是驿站。

众多政府采购瓷器中，以“官”字款最多，曾经在长安遗址中一次发现33件定窑官款白瓷。现存的“官”定窑款瓷器，有的纹饰精致，还会扣金镶银，有些就粗糙许多，明显不合官方标准。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宋代建盏上，建窑贡品底款为“贡盏”和“进盏”，一部分是隽秀的瘦金体，另一部分则字迹狼藉。那么我们可以做出推论，唐宋民窑在接到官方订单后，会把官家款识刻到低档民用瓷上，以自抬身价。

还有证据，韩国海域的沉船上发现了“官”款定窑瓷瓶，广东海域的沉船上有“进盏”款的建窑碗，这些明显是出口瓷，而且前些年在埃及还发现了“官”款白瓷。可见唐宋时许多窑口冒充官样瓷器，官府对此是宽容的，起码没有明令禁止。后来凤阳出了个朱皇帝，事情起了变化，朝廷严禁民间仿造官样瓷器：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知而不告者，连坐。

明以前白瓷青瓷的款识是刻的，磁州和长沙窑有画面，款识就用画笔写;明清款识多手写，只有极少数刻款。从款识的位置看，明以前随机出现在任何部位，比如“官”字款可以刻在瓷器的口、颈、腹、内底、外底;而明清款识多出现在外底。字体方面，明以前有楷、隶、行书，明后正楷和小篆居多，变得严谨工整，与自由奔放唐宋款识相比，会让人产生一种离奇的错觉：明清和唐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

明代朝廷有正式官窑，统一烧造官府用瓷。理论上民窑是不能仿制官窑的，所以不再需要唐宋时的官押款，取而代之的是纪年款，比如“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这些款识是由专人书写的，短朝可能只有一个人，长的比如乾隆，有几个人。他们的私人笔迹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些规律又成了后世判别官窑瓷器真伪的重要线索，这就引出了古陶瓷鉴定学中最无聊的必修课：明清官窑款识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