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社会语境下,中国画开始了多元化发展的尝试。然而无论未来之路最终将通向何方,它都会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融合了技、艺和道的包容之路,历史之路是如此,未来之路也将如此。
进入明代以后,明初的统治者来自社会最底层,为维护其地位实施极端专制的统治政策,对于文人士大夫进行打压。经过长期的经济发展,明代中后期的人口显著增长,然而科举名额并无变化,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未取得功名的文人,部分文人开始弃儒就贾,而此时的商人用财富积累换取文化资本,挤入儒生的行列,商人地位得以提高并成为四民中地位仅次于文人的阶层,士与商的界限变得模糊了。
这种社会现状也对艺术场造成了影响,特权阶层的文人艺术品进入市场,商人们通过购买绘画,或以赞助或定制的方式介入到艺术创作中,商业逻辑逐渐侵蚀到艺术场中,文人画受到商业资本的支配,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刻意追求“平淡天真”的画面感觉,并出现了大量迎合市场需求的伪逸品画。
此时的绘画的社会性表现为,文人画不再只是个人情趣的表达,而是附着了更多象征价值的商品。在这一阶段书画结合的现象也更为突出,大量的绘画被加上题跋和题款,书画结合的外在方式占据了文人画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画坛复古传统和激进主义并存,难以建立前代文人画的那种统一的审美和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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