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为宋刻的六个证据

5月11日，“宋淳熙间浙江刻本《增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四十三至四十六卷”学术研讨会在京举办。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致忠列举了《增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为宋刻的六个证据：

第一：宋本《增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未见任何记载，所见记述只有两处：一处是明末清初毛晋翻刻陆唐老《音注资治通鉴》中的《总例》中曾说温公旧时有节本，书肆试印。即蜀音注本，浙中有增节本，吾郡乡先生张公又作增续本。这里有一处，另一处是清代《东湖丛记》卷三《资治通鉴》，还有宋本的《增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此处的记载证实了毛晋翻刻所说的有增节，毛晋所说的是事实。

第二：此书缺卷首卷尾，更无增节者题名，且至晚清蒋光煦时已是残存三册，从现存的增节书内容来看，估计大约百卷，甚至超过百卷，是宋刻所编。

第三：此书至少还有五卷存在，这表明此书中的其他各卷也有可能散落在世界各地。散落的或待售的，或时间未到的。何时才能重见天日，有可能，根本不存在。

第四：此本为细字窄行，旧版为皮纸印本，挺薄挺匀，是典型的浙刻精品，字体在欧褚之间。

第五：此书避讳较为严谨，尤其是避“慎”而不避“敦”，把开本的时间限定在南宋孝宗的朝代，可以断定是刻于孝宗朝代，尤其是齐桓公的“桓”字，也正是这个时期所特有的现象，“桓”字是北宋末年最后一帝宋钦宗所称的“桓”，与桓同音的字包括义名和谐音都被避讳，这是南宋高宗、孝宗朝代所特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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