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印作伪的原因

藏书印作伪即伪造名家藏书印骗人，以达到自己某种目的，主要是射利，间或为虚名。射利者多为书贾(估)，为虚名者是少数藏书家。明代王世贞《弁州四部稿》中的《艺苑卮言》一文提到明代著名藏书家丰坊就有此好，他“多刻它名士大夫印章”，“又为人撰定法书，以真易赝”，种种不光彩之事，“不可穷诘”。通过在书籍上钤盖藏书印的方式来达到版本作伪的目的。古籍版本作伪的原因也即藏书印作伪的原因，细究起来，经济因素是其决定因素，不法书商利欲熏心是其根源。当然还应当考虑到促发这种贪欲膨胀的客观因素，比如善本古籍的流传日渐稀少和藏家的大力争购之间的矛盾，使古书旧本的商品价值日益增长抬高，加上附弄风雅者和居奇牟利者推波助澜，更使作伪者有机可乘，有空可钻。

伪本主要是伪宋本、伪元本，很少有人去假造明本、清本，因为古书版本的商品差价主要反映在宋元旧刻和明清新刻之间。明初，宋元旧本虽损失惨重，日益稀少，但当时还没有形成追复宋元古风的势态，宋元旧刻的身价并未凭空拔高，书商作伪的气候尚未成熟。而这些条件都是在明中期才逐步具备的。嘉靖时代出现的仿宋刻本既反映了时代之风尚，同时也为伪本制作者提供了制作伪本的基础。所以伪本的大量产生应在嘉靖之际，藏书印作伪也相伴盛行。

藏书印作伪不仅损害读者的经济利益，还可能误导读者，十分恶劣。但细究根源，是什么让书估的这种恶劣行径得逞，并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下去呢?正是部分藏书家偏嗜宋元旧刻的习惯及迷信名人批校的不良风气。虽说他们的初衷是想获取内容讹误最少的文献，却不是人人具备鉴别真假的能力，当时信息的交流更是不畅通，使得书商屡屡得手，暴利刺激出书估的猖狂。明代中后期时宋元版本的身价已达到了按页计价的程度，毛晋就是典型代表，当时曾有歌谣传：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曹溶序绛云楼书目，也曾指钱氏“所收必宋元板，不取近人所刻及钞本;虽苏子美、叶石林、三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中”。后来黄荛圃名其藏书楼日“百宋一廛”，自号“佞宋主人”;吴槎客有“千元十驾”，另刻一印“临安志百卷人家”，也都以所藏宋元版本自夸。到了清中晚期，这种情形更是变本加厉。叶德辉在《书林清话》谈到清末光绪年间宋版书的行情时说：“至近时，宋版书本日希见，以吾见闻所及，张南皮以三百金购宋板《诗经朱子集传》，徐梧生以三百金购北宋本《周易正义》，道州何氏所藏。此在光绪甲乙间事。年来北京拳乱以后，旧本愈稀。故家所藏，颇罹兵劫。犹闻京师书估以五百金售宋人李璧《雁湖集》，醴陵文氏所藏，海内孤本也。贵池刘某以番饼四百圆得汲古旧藏宋本《孔子家语》，县人袁思亮以三千金购宋牧仲、翁潭溪所校残宋本《施注苏诗》”。

因着藏书家的这种嗜旧心理，书贾自然设法迎合。没有旧本的伪装旧本，不全的旧本凑成全本，较好的本子更要锦上添花，所以名家印鉴多多准备，想盖哪个用哪个。沈津曾于博客中撰文称：“解放前，苏州专门经营古旧书的文学山房江杏溪、杭州抱经堂朱遂翔等都是专门伪造名人藏书印的老手，假印一抽斗，都是数十方以上，什么惠定宇、顾广圻、莫友芝等等应有尽有，想用谁的就顺手钤上。潘师景郑先生曾告诉我，这些都是他亲眼所见。陈乃乾先生也回忆说，在上海设立古书流通处的陈立炎，亦伪刻藏书家卢文佋抱经楼等印章，且雇抄手三人，每日以旧棉纸传抄各书，并将假印钤上”。作伪者有暴利可图，见利忘义，也就无所不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