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作品应该如何欣赏

面对任何作品在我看来要反对两个极端：一是熟视无睹，完全忽视作品的外部形式与内部符码;再就是误读或过度解读，将艺术解读带向瞎扯式的不接地气、不关创作、不管读者的“三不沾”形而上。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贝多芬饰带》中的《天使唱诗队》酪蛋白颜料画于石灰板上，并采用木炭笔、铅笔、色粉笔，嵌入灰泥、金、亚宝石作为装饰，1902年，维也纳分离派展览馆。

上书画鉴赏课时，我响应学校提倡的翻转课堂，要求学生分组准备15分钟左右的专题小课件进行讲解，主要考察资料的合法性、准确性，有无新见，课件制作与讲解水平等方面。大部分属于“百科”类常识，也有查阅大量文献后让人眼睛一亮的爬梳，因为有文献支撑感觉讲解颇具学术性，遗憾的是大多仅停留在梳理层面没有一己之见。当然，业界这样无突破的常识性“研究”比比皆是，似乎文献堆积比粗暴新见更有价值，有人自嘲：我们从来不生产知识，我们只是知识的搬运工。

无论是纸质文献还是书画实物，古人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既是宝藏也是挑战。如大量无名款的书画，啥年代?作者是谁?价值几何?不少文物由于信息有限，没法如多镜头多机位的世界杯足球赛那样看得真切，就得靠鉴定家、研究者根据经验结合遗物、史料等用二重或多重证据法加以释读，如证据不足就会一直存疑，最近争论不休的《千里江山图》就面临着这个问题。命名为董源的《溪岸图》，凭直觉与《潇湘图》《龙宿郊民图》的风格相差太大。

面对一张疑窦丛生的古画，细查鉴藏者的题跋钤印、参考历代的资料当然重要，但有时候古人也可能因各种原因制造迷雾。例如，文献是真实的，但内容及判断皆不实。清代的《石渠宝笈》中，既着录有稀世珍宝也有不少仿作，乾隆喜欢《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却把真迹无用禅师卷丢一边。《阿房宫赋》以华丽辞藻描绘了体量超大的建筑奇迹：“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阿房出”的代价，就一定是“蜀山兀”作者杜牧是唐人，即便是以其出生的公元803年计算也相隔千年，有文献考察或考古调查吗?就不怕秦始皇后人告你妄议和诽谤，给你来个侵犯名誉权的跨代官司?今人遥想阿房宫的豪奢，当然可以借助该文本因指望月，只可惜未必能见到月亮。2002年10月，以李毓芳为领队的阿房宫考古队，开始从《水经注》所记的前殿发掘，但发现没有建成，耗时6年多把135平方公里的遗址区捋了一遍，也没找到其它秦代建筑，因此得出结论：阿房宫只是一个建设规划。此论一出，三百里宫殿的神话瞬间破灭，“楚人一炬，可怜焦土”项羽的纵火犯身份也平反了，还给了杜牧一记响亮的耳光和一个大写的尴尬。历史文本《阿房宫赋》出现在网路上，打上“谣言”的执法戳记也没问题。当然，文学创作可以夸张，犯不上跨代追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