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简

竹简，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书写材料。是削制成的狭长竹片(也有木片，称木简)，牍比简宽厚，竹制称竹牍，木制称木牍。均用毛笔墨书。册的长度，如写诏书律令的长三尺(约67.5cm)，抄写经书的长二尺四寸(约56cm)，民间写书信的长一尺(约23cm)，因此人们又称信为“尺牍”。在湖南长沙、湖北荆州、山东临沂和西北地区如敦煌、居延、武威等地都有过重要发现，其中居延出土过编缀成册的东汉文书。

1竹简图片介绍

竹简，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书写材料。是削制成的狭长竹片(也有木片)，竹片称简，木片称札或牍，统称为简，现在一般说竹简。均用毛笔墨书。

册的长度，如写诏书律令的长三尺(约67.5cm)，抄写经书的长二尺四寸(约56cm)，民间写书信的长一尺(约23cm)。在湖南长沙、湖北荆州、山东临沂和西北地区如敦煌、居延、武威等地都有过重要发现，其中居延出土过编缀成册的东汉文书。

每片写字一行，将一篇文章的所有竹片编联起来，称为「简牍」。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书籍形式，用于书写文字的木片称木牍，多用于书写短文。

简牍起源于西周，春秋战国时使用更广。公元4世纪左右，由于纸已广泛使用，简牍才为纸抄本所代替。

2竹简制作

传统工艺

早期的文字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由于其材料的局限，难以广泛的传播，所以直至殷商时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层社会的百余人，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这一切直到竹简的出现才得改变。

竹简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是造纸术发明之前以及纸普及之前主要的书写工具，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之后，确定的文化保存和传播媒体，这在传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它第一次把文字从社会最上层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以浩大的声势，向更宽广的社会大步前进。所以，竹简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它的出现，才的以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同时也使孔子、老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传至今。

简、牍是我国古代文化文字记载于竹、木片上的书写材料，流行于东周至魏晋时期(公元前三世纪—公元三世纪)。 一九九六年十月，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孙吴纪年简牍十余万枚，其数量超过了全国各地已出土简牍之总和，其内容涉及吴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赋税、户籍、司法、职官等方面，为相对贫乏的三国史料作了全面精确的补充。这一发现被评为『96年湖南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是我国二十世纪继甲骨卜辞、敦煌文书之后在古代文献资料方面的又一重大发现，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极大关注。

1972年4月在银雀山发掘古墓两座，定为银雀山一号、二号墓。墓址开凿在岩石上，为长方形竖穴，均为一椁一棺。椁内有隔板一侧放棺、一侧为边厢，边厢内放置随葬器物。考古人员在边厢里发现的竹简。经专家整理，其中有中国古代四大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和《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相狗经》《曹氏阴阳》等先秦古籍。二号墓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这批珍贵的竹简为研究中国先秦和汉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文学、音训、简册、历法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 特别是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解开了历史上孙子和孙膑是否一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两部的千古之谜。汉简出土名扬四海，震惊中外，与“马王堆”“兵马俑”齐名，被列为“新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湖南博翔竹简工艺品厂在楠竹材料上雕刻的竹简，字体隽永清晰，笔峰刚劲而富神韵，富有收藏价值,尤其适用于馈赠嘉宾及友人收藏。

现代工艺

竹简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中重要的载体，在文化传承以及文化交流上的作用功不可没。作为文字载体它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作为工艺品礼品它仍然是品味与身份的代表。然而现在的竹简已经不可能再由人工雕刻了，那么现在的竹简是怎样制作的呢?答案就是——激光雕刻机。

激光雕刻机做为现代科技产物能够快速准确的做竹简的批量生产，只要将想要的文字图像输入电脑就能够轻松的制作出精美的竹简工艺品。不仅方便快捷而且做工也非常的精细。平现代科技与中国古文化的完美结合，可谓是穿越时空的艺术

3竹简书法

竹简是研究战国楚文字和西汉初年书法的重要资料。先秦时代，文字从应用性走向艺术性。这时的书法与文字的 变革紧密联系着，它从稚拙阶段渐趋完美，从而奠定了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竹简千余枚，上为墨书秦隶。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简化篆体，减少笔划，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这是隶书的萌芽。西汉时，书法中隶体的成分进一步增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老子甲本》已有了明显的隶意。

竹简的字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常见于楚国简帛，字形结构是楚国文字的本色，书法体势则带有“蝌蚪文”的特征，可以说是楚国简帛的标准字体;第二类出自齐、鲁儒家经典抄本，但已经被楚国所“驯化”，带有“鸟虫书”笔势所形成的“丰中首尾锐”的特征，为两汉以下《魏三体石经》、《汉简》、 《古文四声韵》所载“古文”之所本;第三类用笔类似小篆，与“古文篆书”比较接近，应当就是战国时代齐、鲁儒家经典文字的原始面貌;第四类与齐国文字的特征最为吻合，保留较多齐国文字的形体结构与书法风格。竹简书法俊朗，疏密得宜，对研究中国书法史有很重要价值。

简册，“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西周和春秋时期有竹木简上记事的方式，战国时期的竹简发现很多。战国中晚期的竹简，内容为遣册、古书和卜筮记录。秦木牍和秦简上的隶书字形正方、长方、扁方不拘，笔画肥、瘦、刚、柔，极尽变化。点面有明显的起伏和波势，用笔有轻、重、疾、徐的区别，是考证隶书发展 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战国的竹简是手写。这些字的笔画具有弹性，起止处较尖锐，中间或偏前的部分略粗，充分表现了毛笔书写的特色。这与金文随形轻重和因接搭凝结的笔画形态不同，已由迟重变为流美，笔画和体式也较篆文更为简略。可见早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前已有初期的隶书在流行。“简书”是近年在中国书法界兴起了一支流派(又称“竹简书法”)。这是一种仿效秦汉竹简和帛书的“古隶”体式，即效仿先秦、两汉时代在竹片、木片和丝织物上的古文字的书法，即以独特的国画颜料配制古朴赭黄色，以板刷在生宣纸上刷出类似竹简书竖条，字体就写在这赭色“竹简”条上，别有一番古雅特色，适应了现代审美装饰情趣。 对色彩变化瞬息之间的精确把握，使书法获得了“随类赋彩”之妙。这种书法呈现出活泼，具有生机的形象。“简书”这一书法艺术于图与文的抽象共性中彼此和谐。使我们在欣赏书法艺术的同时，又驰骋在色彩和图案带给我们无限想像的空间里。

4秦代竹简

竹子挺拔、俊秀，经冬不凋，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喜爱。中国历代文人雅士对竹子更是怀有一种特殛殊的感情，赞其“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的高尚情操。以竹为乐，爱竹成癖，以竹咏志，借竹抒怀，成为诗词、歌赋、绘画、音乐、园林等的重要题材。

秦代还没有纸张，主要用的是竹简，文吏需要经常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刮竹皮或削去竹简上写错的字，所以很多秦代的知识分子有随身带刀的习惯。

5战国竹简

上海博物馆数年前自香港古玩肆抢救回的一千二百枚流散楚简，经考证研究，近日将首次解密公布百枚竹简，其中三十一枚有关《诗经》的内容，与传统文学史记载相悖，填补了先秦文献空白，并破译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千古之谜”。

据此间媒体今日报道，上海博物馆近年来对这批举世瞩目的珍贵竹简进行了脱水去色保护。同时组织专家用数码放大仪对竹简文字逐个进行审视、考证。从初步审视内容来看，其内容庞杂，涉及哲学、文学、历史、政论、音乐等多方面的内容。自一九九七年起，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等对其中一篇共三十一枚有关《诗经》记载的竹简进行了详尽研究、考证，并发现许多地方与传统文学史记载大不相同。

例如，关于孔子如何向其弟子授诗，以往文献全无记载。而此三十一枚竹简共九百八十余字，全是孔子弟子对孔子讲诗的追记文字。孔子在此提出“诗毋离志”、“乐毋离情”、“文毋离言”的三条具有准则性的说法，在文学史上还是初见。

此外，竹简中论诗次序以颂、大雅、小雅、国风为顺序，与今本《诗经》排列正好相反。竹简诗论序中的论次也与今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用字也与今本不同。竹简孔子诗论也没有今本《诗经》小序中有关“美”、“刺”的内容。

又例如，通常说《诗经》数量为三百篇，或三百零五篇，而竹简中出现的六十个篇名中又发现了轶诗六篇。另外，在七枚记载诗曲音调的竹简中，也有为今本所未见的轶诗。由此可推断《诗经》的篇数远远超过三百，而从竹简诗的篇名记载还可证明孔子当年并没有如传统说法那样删过诗。

再例如，对于中国古代音乐，过去一直有“五音”、“七音”之说，而竹简中所载古代唱诗伴奏已有四声和九个音调，显得相当规范化。音乐界专家日前对竹简音调进行鉴定后惊喜地发现，古代的音调表示法同现代的音调竟如此相似，确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

据悉，上海博物馆有关专家将在近期于北京举行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向中外学者公布这一批竹简解密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