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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忠列举了《增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为宋刻的六个证据

5月11日,“宋淳熙间浙江刻本《增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四十三至四十六卷”学术研讨会在京举办。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致忠列举了《增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为宋刻的六个证据。

5月11日,“宋淳熙间浙江刻本《增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四十三至四十六卷”学术研讨会在京举办。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致忠列举了《增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为宋刻的六个证据:

第一:宋本《增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未见任何记载,所见记述只有两处:一处是明末清初毛晋翻刻陆唐老《音注资治通鉴》中的《总例》中曾说温公旧时有节本,书肆试印。即蜀音注本,浙中有增节本,吾郡乡先生张公又作增续本。这里有一处,另一处是清代《东湖丛记》卷三《资治通鉴》,还有宋本的《增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此处的记载证实了毛晋翻刻所说的有增节,毛晋所说的是事实。

第二:此书缺卷首卷尾,更无增节者题名,且至晚清蒋光煦时已是残存三册,从现存的增节书内容来看,估计大约百卷,甚至超过百卷,是宋刻所编。

第三:此书至少还有五卷存在,这表明此书中的其他各卷也有可能散落在世界各地。散落的或待售的,或时间未到的。何时才能重见天日,有可能,根本不存在。

第四:此本为细字窄行,旧版为皮纸印本,挺薄挺匀,是典型的浙刻精品,字体在欧褚之间。

第五:此书避讳较为严谨,尤其是避“慎”而不避“敦”,把开本的时间限定在南宋孝宗的朝代,可以断定是刻于孝宗朝代,尤其是齐桓公的“桓”字,也正是这个时期所特有的现象,“桓”字是北宋末年最后一帝宋钦宗所称的“桓”,与桓同音的字包括义名和谐音都被避讳,这是南宋高宗、孝宗朝代所特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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