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印作伪都不是独立进行的,多为配合其他方式方法伪造版本,所以辨别其真假也可以结合多方面综合考虑。
藏书印作伪都不是独立进行的,多为配合其他方式方法伪造版本,所以辨别其真假也可以结合多方面综合考虑。
第一,参考所钤文献相关内容判断:看书版式、字体、避讳、纸张、墨色与藏书印反映出来的年代是否相符;看书前书后关键部位有无割板拼接痕迹。伪钤藏书印之书,盖为纸墨精良、刻工隽秀之本,可比宋版。且多半于卷前书后、目录、序跋之处,同时伪刻前朝刻书时、地、人。若采用割去原板,补接半叶等作伪方式来作伪,则字体差异较大,用心考究,必能分清作伪之本。
如清华图书馆所藏抄本《李元宾文编》中钤有“翰林院印”,似乎是清初或者更早的本子,但此书中遇“玄”、“泫”、“弘”、“胤”诸讳字时避时不避,避则缺末笔。抄工简陋,字亦粗鄙,且多用简化字,无论用纸和字体风格,全然不是明抄本风貌。由避讳不严可知,此本至少是清末抄本,既是书商有意作伪,抄写时代甚或更晚。那么清末抄本中根本不可能钤此作为四库底本唯一证据的“翰林院印”关防,此印伪作无疑。
再如《枝山野记》一书上“翰林院印”与“凝晖堂”印部分重叠,“凝晖堂”为清代光绪间俞钰的堂号,俞氏不可能得到此珍贵的进呈本后在“翰林院印”上加盖自己的藏书印。显系“凝晖堂”印钤在前,众所周知,“翰林院印”只能钤于首页上端正中,所以造伪时只能令其叠钤在一起。如此,光绪年间以后的不可能是真的四库进呈本了。此印真伪立判。
第二,如果是仿造名家藏书印,则可找到其人所钤真印,直接对比,真伪立现。“乾隆御览之宝”也有伪作,单独钤印,不易发现其假。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等地方所藏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都是明黄缎子封套,纸张、抄写无一不精,书中特定位置钤印“乾隆御览之宝”,故皆定为乾隆时内府精抄进呈本。然经过对照各本所钤之“乾隆御览之宝”,最后发现,只有一本上乾隆印是真品,其余皆为赝鼎。古代信息不流通,仅靠个人力量,单凭记忆,很难记住仿刻的藏书印与真印之间的细微差别。如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刘蔷经过比对馆藏的诸种古籍中钤印的“翰林院印”,发现“真者长宽尺寸均为10.35厘米,外廓宽0.95厘米,因系金属材质而四边轮廓清晰;印文方正而严整,笔划筋骨分明;印泥为内府特制,印色朱红而明净,均匀并较少走油现象。伪者尺寸为10.9厘米见方,外廓宽1.1厘米,上下略有不均,四角或有缺损;印文略显模糊,笔划或有中断之处;印色浑暗,印泥絮绒紊乱,且走油严重。伪印押钤也如雕版刷印“初”、“后”一样有所差别,钤于《枝山野记》者奏刀刻石前磨制平整印面的划痕尚在,但对比钤于《李元宾文编》的一方缺损处完全一致,应是同一方伪印。现代网络技术发达,信息资源丰富,可以多方借鉴。比如上文所列真假“广运之宝”、“赵氏子昂”、“天水郡图书印”。前期也有不少关于藏书印的成果出来,比如《国家图书馆藏书印选编》一部十册、《明清著名藏书家藏书印》、《中国藏书家印鉴》、《明清藏书家印鉴》等都有图可资对比。
一般来说,伪印印质都较差,有的是木制的,仿刻的技巧也很拙劣。比如,清代著名的校勘家陈鳣的“仲鱼图像”印,真印中陈鳢端庄凝神,胡子紧密而不乱。沈津数十年间曾见过有六种翻刻的伪印,有的竞将老者陈鳣刻成眉清目秀的模样。“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中,我(指沈津)在上海古籍书店选书时,在一本近人的印谱中还见到一方,图像中陈鳣的胡子稀疏可数,更是近人翻刻的。另一方刻着‘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这种伪印和真印相比,大相径庭,其膺立马能辨。”因伪印据真印翻刻,因此笔划较之真的要粗肥一些。如劳格的印,真伪印章的区别在“格”字上就能看出来。真印“格”字为细朱文,假印的“格”字相比笔划就粗肥些。劳格的伪印是木刻的,印质不同,也使印文笔画的效果发生了变化。当然,伪印也有仿刻得逼真的,像明末清初常熟毛晋汲古阁的印章,有一方为“汲古主人”,真印和伪印比对,仅“人”字的末笔稍有区别,如果不多看真印,不多加比对,是容易上当的。
上图别是元代赵子昂和清代林皋所刻藏书印的伪作。“赵氏子昂”的伪作太过拙劣,一看即知假印。“天水郡图书印”着力模仿原作,也仅仅形似而无神韵。林皋的“杏花春雨江南”六个字,为仿王莽的悬针篆,每个篆字的竖笔都是纤细如针垂直悬挂。笔画末尾针尖,令人越欣赏,感觉越有精神。而伪作的那方印,六个篆字线条不流利,尤其是“春”“江”两字。其字形略有点似悬针篆,但篆字风格及精神全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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