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器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代表作品，以其高度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精湛的铸作技术著称于世，在冶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商品生产的发展也推动了货币的大量铸造。

1商周青铜器简介

我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具，不单是盛物用的容器，同时也是宗庙中的礼器。青铜器的数量可以表示出身份地位的高低，青铜器形制的大小也可以显示出权力的等级。青铜器中，最重要的器类就是鼎。远古的青铜器可以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四大类。食器中包括鼎、鬲等等。其中鼎是最重要的礼器。

西周中晚期我国形成了列鼎制度，据《春秋公羊传》记载，天子用9鼎，诸侯用7鼎、卿大夫用 5鼎、士用3鼎或1鼎。同时。与鼎一同出现的还有簋，通常为九鼎八簋，七鼎六簋，五鼎四簋，三鼎二簋。在西周中晚期的墓葬制度中，鼎为单数而簋为双数。青铜鼎随着时代的发展，形制也在发生变化。商代早期多为圆腹尖足，也有方鼎。到了中期出现了扁足鼎等等。商代晚期尖足鼎逐渐减少，圆腹柱足鼎开始居多，鬲鼎逐渐多了起来。《尔雅》记载“鼎之款足者，谓之鬲”。鬲鼎也称为分裆鼎，是鬲和鼎的混合体，鼎从商代开始铸有各式样的神秘纹饰，多为兽面纹，如饕餮纹、蝉纹、象纹等等，纹饰变化巧妙。容器内部铸有族徽或祖先的名字。

2商周青铜器特点

青铜是铜和锡铅的合金。在中国古代早期的工艺美术中青铜工艺成为奴隶社会工艺美术的典型代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商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它以品类丰富、造型优美、纹饰华丽、制作精巧、风格独特而著称。此时是冶炼铸造技术可以说有了突发猛进的发展，在应用上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成为中国艺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以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主要代表作品作品：《司母戊方鼎》、《盂鼎》为例，从青铜器作为“礼器”的艺术精神与青铜器的造型、装饰艺术特点来谈谈商周青铜器艺术。

中国古代青铜器，就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中国古代青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商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青铜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品种已很丰富器型多种多样，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浑厚凝重。商周青铜器艺术装饰承接新石器时代艺术中若干精髓，经过长期绵延不断的变化，形成独特的体系，在成为中国艺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商周时期，青铜的冶炼业作为生产力的标志而达到高峰。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以下通过中国商代晚期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方鼎》图一和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大盂鼎》图二来论述商周青铜器艺术特点。

一、商周青铜器作为“礼器”的艺术精神特点

中国青铜器的大宗是青铜礼器。这是中国青铜器的重要特征，在世界青铜器家族中担任绝无仅有的角色。是强调青铜器在社会物质文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1、《司母戊方鼎》是中国商代晚期最重的青铜器，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通高133厘米,长166厘米，重 875千克。为商王文丁祭祀其母“戊“制作的大型礼器，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器。气魄沉雄，器形凝重，纹饰华美，是商代青铜器风格的典范。鼎腹内壁有3个字铭文“司母戊”，鼎也因此得名。青铜礼器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飨宾客，歌功颂德，死后埋葬于地下。显然它是为奴隶制统治服务的。对于一个奴隶制国家来说，青铜礼器尤其像鼎之类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征，它的存亡就是国家的存亡，所以古书有“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

2、《大盂鼎》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表示康王(武王的孙子)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样。对于一个奴隶主贵族及其家族来说，青铜礼器又是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须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后埋葬也是如此。所以说青铜礼器被制度化、神秘化、权力化，它就不是一般的实用器了。在形制、纹饰的铸造方面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用对待实用器的眼光去看待，这是我们在鉴定时必须注意的。很多器物的形制纹饰都表明它不适于生活中使用，原因就在这里。在青铜礼器上，各级奴隶主贵族寄托着他们的信条与期望，反映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当这种要求用形制与纹饰表达仍嫌不足时，便诉之于文字。这就是中国青铜器铭文很多的原因之一。青铜器是物质的，但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产品。

二、商周青铜器的造型与装饰艺术特点

从造型艺术的观点看，许多青铜器又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代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造型及装饰方法的密切联系，说明中国工艺美术中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传统。形成独特的体系。从青铜器的纹饰上看，有饕餮纹、雷纹、弦纹、鱼纹、鸟纹、龟纹等。

1、例：《司母戊方鼎》、《大盂鼎》这两件青铜器造型与装饰上在口端、顶盖、边沿也多铸造有神态生动的造型，动物凌厉的角和爪、卷曲的翅和尾、圆瞪的目、尖锐的牙等又常常被有意地加以突出表现。更多的则是以棱鼻为中心，两个侧身的夔形对接，正好拼成一个正面饕餮，同样形成尖角翻卷、双目圆瞪、龇牙咧嘴、利瓜大张的状态。在众多造型中，饕餮的形象是最为恐怖的，这种造型多见，而且都刻在尊贵庄重的礼器上。久而久之，饕餮便被提炼成一个综合的奇形怪状的兽面。可见兽面纹的确是一种神圣王权的象征。君主掌握了兽面神器，就意味着人神合一，至尊高贵，即拥有神的权力，也成了神之子及其化身。

2、商周的青铜礼器中兽面纹是最主要的器饰主题和纹样例：《司母戊方鼎》、《大盂鼎》。同时也与人面纹、鸟纹、夔纹、龙纹等交替互渗，似是而非，具有演化变体的多样造型，始终占领着象征神灵的主导地位。多数器饰的造型均为兽面纹居中，鼻、口垂直的扉棱两边对称，陪衬的副题花纹则点缀在次要位置。这些冷峻的神态造型，都更多给人以威严神秘的诡异色彩。

商周青铜器是中国商周时代生产科技和艺术发展水平的集中反映。造就了以狰狞为美的审美文化时尚也呈现了我国奴隶制残酷本性。综上所述商周的青铜艺术是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它以品类丰富、造型优美、纹饰华丽、制作精巧、风格独特而著称，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3商周青铜器价值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代表作品，以其高度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精湛的铸作技术著称于世，在冶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技艺世代相继，经过众多冶铸匠师的努力，逐步形成。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铜爵，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青铜容器，由组合陶范铸成，冶铸技术已有相当水平。至商代中期(公元前14世纪前后)形成早期成组的礼器，并能铸造出重达80公斤的方鼎(郑州出土)。

商代后期青铜冶铸，广泛使用分铸法以获得高度复杂的形制,纹饰华丽精美,器物种类繁多，有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等。出土的司母戊鼎充分反映了当时青铜冶铸业的生产能力。西周时期青铜冶铸业推广到更大的地域。铜器常铸有长篇铭文。出现若干新的形制和花饰(图1)。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失蜡法和焊接技术的发明,青铜器制作工艺有显著的进步,从先前较为单一的范铸技术逐步发展成为多种金属工艺的综合运用(图2)。错金、鎏金、线刻等装饰技艺在战国时期的娴熟应用，使一部分器物显得更为富丽堂皇，多数器物则趋于朴素，讲求实用。同时，商品生产的发展也推动了货币的大量铸造。在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出现六齐等文献记述。两汉时期青铜器虽然仍在继续使用，技术上也有一定发展，但除铜镜、铜币等少数几种器件外，其他器物逐步为漆器、瓷器所取代。

4商周著名青铜器

人面纹铜鼎

高38.5厘米，口长29.8厘米，口宽23.7厘米商代人面纹铜鼎

1959年宁乡黄材出土

鼎为炊器，上有两耳，便于提携，下有四足，便于加温。商代铜鼎很多，此鼎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腹部浮雕的四个人面，浓眉大眼，高鼻梁，凸颧骨，宽嘴紧闭，表情庄重。在人面的额部左右各有曲折形小角，腮两侧置兽爪。表明此人面并不是人的面部，而是人们心目中的神或怪神的形象。腹内有“大禾”二字铭文。中国历史上有关于夏禹铸九鼎的传说，夏王朝灭亡之后，九鼎归于商，商王朝灭亡后，九鼎归于周，鼎成为了国家政权的象征。具体到个人来说，鼎又是身份地位的标志。

豕形铜尊

高40厘米，长72厘米

1981年湘潭船形山出土

商代豕形铜尊

尊为酒器，猪背上开椭圆形口，设盖，腹内盛酒。口两侧有獠牙，从动物进化的角度看，不属于家养，而是一条孔武有力的野公猪。前后肘部有横穿的圆孔管，从实用的角度考虑，此器重达30多公斤，容积有13公升，盛满之后，一个人难以搬运，有此管孔，可以穿系绳索，供人抬举。猪身上装饰有鳞甲，龙纹和兽面纹。以野猪作为器物形制，在现有的商代青铜器中仅此一例。

牛形铜觥

高14厘米，长19厘米

1977年衡阳包家台子出土

觥(gōng)为酒器，牛首及背为盖，腹内盛酒。颈部为流。此牛的头部和角形，是江南地区常见的水牛形象，牛背上站立一虎，既是实用的捉手，又是一种装饰。牛身上还装饰有凤鸟纹、龙纹、兽面纹等。此觥(gōng)的造型设计与实用性完美地融于一体，表现出了优良的工艺设计思想。

立象兽面纹铜铙

通高71厘米，铣(xiǎn)间宽46.5厘米。重67.25千克

1959年宁乡老粮仓师古寨出土

铙(náo)为乐器，经过实测，敲击正鼓和侧鼓，可以发出不同的乐声。铙的形制与稍后的钟相似，钟有钟架，属于悬挂敲击的乐器，从铙的结构看，有的可以悬挂，有的则甬部为直筒形，无法悬挂，因此，铙(náo)可能是一种甬部在下，口朝上的敲击乐器。此铙的侧鼓有立象，钲(zhēng)部粗线条的兽面纹，钲周边有虎、鱼和乳钉相间排列的纹饰。目前为止，湖南地区发现的铜铙(náo)数量较多，重的达到221.5千克。

青铜器种类

我国青铜器发源于黄河流域，至少可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我国青铜艺术在世界艺术领域中独具特色，尤其是商周青铜器，以其雄伟的造型、古朴的纹饰、丰富的铭文著称于世。我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重要博物馆都收藏有中国商周和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历代青铜器只有少数是古代流传下来的，绝大多数是地下发掘出土的。

我国的青铜器最早是以红铜或黄铜锻打的，稍后，出现了青铜铸造的铜镜。夏代青铜器种类尚少，器型小而单薄，纹饰亦较为少见。商代的青铜器已很发达。到了东周至春秋时期，随着王室衰微，诸侯崛起，青铜器的铸造不再是王室的“专利”，各诸侯国竞相铸器，相继出现铸造、打制、铸接、焊接、鎏金、嵌金银等青铜器工艺。

每个时代的青铜器器形、铭文和纹饰特征不同。按年代可以分为夏代、商代早中期、殷墟时期、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青铜器10大类。

青铜器制造成本高，留下来的少，是文物收藏品中的一个重要的门类，通常分为饪食器、水器、酒器、兵器、乐器、工具、杂器等七大门类。

饪食器中最主要的是鼎，商周时多用于烹煮鱼肉、祭祀或宴飨盛放食品。鼎始铸于夏代，鼎有方鼎、圆鼎、分档鼎、扁足鼎、导形鼎等。迄今发现最大的青铜鼎，是陕西淳化出土的牛首兽面纹鼎，高122厘米，口径83厘米，重达264公斤。鼎的生产应用一直沿至西汉，乃至魏晋。

青铜水器用于盥洗，大致可分为承水器盘、注水器和盛水器，以及碗、釜、盆、缶等。商周时期宴飨前后要行活盥之礼。西周宣王时期的虢季子白盘是以铭文而闻名的青铜盘，有110字，颇为罕见。

青铜酒器主要有饮酒器爵、角、觯、觚，盛酒器尊、卣、壶、方彝、垒、勺等，尤以爵名气最大。爵有扁形、圆形、方形、钉形、伞形或蟠龙、蟠蛇等形。

青铜工具包括两类，一类是农具，一类是生产工具。农具主要有耒、铲、锸、锄、镢、镰等。生产工具主要是斧、锛、斤、凿、锯等。

青铜兵器有戈、矛、戟、钺、刀、剑、铍、殳、匕首、弩机、矢镞、胄、甲、盾等。现在出土的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剑制作精美，完好无损，锋刃依然锐利无比。

青铜乐器有钟、铙、钲、铎、铃、鼓等。山东出土的编钟制作精良，凝重豪华。

青铜杂器包括生活用具、车马器、度量衡器等。生活用具主要有带钩、镜、洗、樽、燎炉、炭箕、熨斗等。车马器主要有辖、车、轴饰、毂饰、辕首饰、衡饰、銮铃、衔、镳、轭饰、当卢、马冠等。度量衡器主要有尺、量、衡权等。